1935年春，乌江岸边，红军主力面临一个极其凶险的处境。部队经过四渡赤水后已经十分疲劳，前面是水急浪高的乌江，后面是国民党追兵。追兵不是一股小部队，而是六个师。 离得最近的那部分，行程只差一天就能压上来。红军全军渡江，按当时船只、浮桥和部队规模计算，至少需要三天。三天与一天之间，差着两天；这两天，足以让追兵赶到江边，把渡江部队、掩护部队和后方机关搅在一起。 真要出现那种局面，后果则不堪设想。 指挥机关里气氛沉重。 地图放在桌上，众人反复计算路程、渡口、兵力，越算越觉得没有稳妥出口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曾希圣站了起来。 他胡子没刮，眼睛因连续熬夜有些发红，说出的办法却让在场的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：既然已经掌握敌军密码和电文格式，能不能冒充追兵上级，给他们发一封命令，让他们不要按原来的方向追？ 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冒险，但在当时并非空谈。 红军情报部门已经长期破译国民党军密电，熟悉其密码结构、称呼习惯、行文口气和发报程序。曾希圣提出的，不是凭空造假，而是在已有技术条件下做一次极其大胆的情报欺骗。 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封假电报为红军争取到宝贵时间，使部队得以南渡乌江，与追兵拉开距离。曾希圣这个名字，很多人不熟悉；但四渡赤水之所以成为军事史上的经典，背后的情报因素不能忽略。 他是红军“破译三杰”之一，长征时期担任军委二局局长，专门负责破译国民党军密电码。这个岗位的性质，决定了他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做无名工作。 从湖南资兴走出的年轻人 曾希圣1904年出生在湖南资兴。家里条件尚可，父亲是读书人出身，因此他从小受过较好教育。1920年，16岁的曾希圣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。 那个年代，新思潮、学生运动、政治讲演在校园内外很活跃，年轻人很难不受影响。第三师范的一段经历，对他后来选择道路有重要作用。 据相关回忆，他在校时听过一次演讲。演讲者很年轻，讲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：一次又一次起事，一次又一次失败。讲到最后，演讲者提出一个问题：农民并非不拼命，也不是没有反抗勇气，缺的是一个真正先进的政党来领导。 这个说法给曾希圣留下很深印象。 它不是空喊口号，而是把历史现象和现实出路连在一起。后来，曾希圣加入青年团，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，参加北伐战争。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，他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个选择说明，他不是随波逐流的人，而是经过观察和思考后认定要走哪条路。 1930年，组织调他到上海，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。 上海地下工作的危险，今天的人很难完全体会。那里既有租界，也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巡捕房，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捕。曾希圣和同志合编了一个假家庭：老同志何叔衡扮父亲，女交通员黄杰扮女儿，曾希圣则扮作借住在外甥女家里的小叔子。 他常常闭门不出，在后厢房里整理材料。黄杰后来回忆，当时她并不清楚这个小叔子每天关在屋里具体做什么。曾希圣做的，是分析国民党军事新闻。 那时国民党对军事新闻的管制并不严密，报纸上时常漏出部队番号、调动方向、作战地区等信息。 单看一条新闻，价值有限；把不同报纸、不同时间的消息摞在一起对照，再结合他对国民党军队编制和指挥关系的了解，就能拼出轮廓。 曾希圣靠这种笨办法，梳理出敌军对苏区头三次“围剿”的作战框架。没有电台，没有内线，没有专门特工，主要靠报纸分析。这种能力后来在苏区情报工作中派上了大用场。 1931年底，上海中共机关遭遇变故，曾希圣化装成推销员，从上海走海路绕道香港，辗转进入闽西苏区。到苏区不久，中革军委正要加强情报建设，他被安排组建军委第二局，负责破译敌方密码。 军委二局后来在红军情报史上地位极重，但刚成立时条件很差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密码专家，没有教材，没有成套仪器，只有一批年轻红军战士和几大筐抄来的密电稿件。那些稿件上是一组组数字和符号，看不懂，也找不到现成答案。 半部电台起步 要理解二局的工作，得从更早的“半部电台”说起。1930年12月底，江西龙冈大雾弥漫，红军打了一场伏击战，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。缴获物资中有一个木箱子，很多战士没见过，有人用枪托砸了下去。 结果砸坏了一部分，只剩半部只能收报、不能发报的15瓦电台。就是这半部残台，成了红军无线电事业的起点，后来被称为“半部电台”。 负责电台的王诤带着人日夜监听。当时国民党各部队之间发报，很多还用明码。明码的原理并不神秘：每个汉字对应公开码本上的一组四位数字，懂码本就能直接读。 王诤熟悉这套东西，一听就知道哪个部队在什么位置、往哪里走。靠半部残台，红军拿到过几次关键战场情报，打过漂亮歼灭战。但国民党军接连吃亏后开始查原因，随后下令各部队加密。明码改成密码，密码越换越复杂，原来靠监听明码的办法逐渐失灵。 1932年赣州一战，二局拿不到准确情报，红军苦攻33天，伤亡几千人，城没有打下来。曾希圣对此一直内疚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他下定决心：必须破译密码，不能只靠听
